从1998年为同性恋者印制《朋友》手册，宣传安全性行为开始，张北川教授一直走在防治艾滋病的前沿。在他编写的手册里，对各种各样的性行为给予了细节性的指导：每种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多大，如何可以避免传染艾滋病等等。张北川教授“防艾”的方式很明确：应当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某些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在全世界范围内，青年人都是艾滋病侵袭的主要人群。要防治艾滋病，必须公开信息，让人们有能力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任”。
张北川告诉记者，在“卫生部艾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常务理事”等诸多头衔中，他更喜欢被媒体称为从事艾滋防治工作的医生。因为，他始终希望能够用“医生”这个身份，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艾滋病，明白社会对艾滋病的“干预”是一种关爱，而并非是强加于人的服从。
中国的性健康教育现状
从“同伴教育”到“促进立法”
2005年，一项由来自41个国家、超过31．7万人参与的全球性网络调查让我们感到，在中国推行健康的性教育已是刻不容缓。在这项调查中，98％的受访者都认为青少年应该从16岁甚至更早开始接受正式性教育，但是中国的受访者则普遍认为这并不必要。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全国高校中一直扮演着“性健康教育先驱者”的角色。在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性病和艾滋病防治》和专为研究生开设的《性健康教育》等课程中，老师都会引导学生围绕“艾滋病”、“健康性观念”等问题展开讨论。
“从教育的角度说，我们要为学生补上这一课。”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副教授高燕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这位今年9月在本科生中首次开设公共课《同性恋研究》的副教授，还在院里开设了《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和《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课程。每到上课时，高燕宁的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他还常常邀请高耀洁等知名艾滋病专家走进课堂，希望学生能通过接受不同的观点形成对艾滋病的多角度思考。
但是，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开设这类带有研究性质的性教育课程。在更多高校中，性健康教育是通过一种叫做“同伴教育”的方式开展的。这种源于澳大利亚的培训手段是，对那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青少年（同伴教育者）进行有目的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巧，并通过他们向周围的同龄人传播相关的专业知识。
“这种方式在国内的推广，对于传播健康的性知识有一定作用。大学生在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后，不但可以向同龄人宣传，自身也得到了再教育。”高燕宁同时还指出，不应该仅仅把大学生划为“高风险人群”对他们进行干预，同时也应该让这些年轻人在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等问题上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其实，中国更需要一部《性教育促进法》。”中国性学会官方网站执行站长张银俊女士认为，仅仅向青年人“推广”性健康教育是不够的。2005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国际经验交流会上，张银俊几次举手阐述在中国推行《性教育促进法》的必要性。她说：“艾滋病早晚一天可以依靠人类的智慧攻克，但是，性健康教育始终是关系到所有人问题。”这样的提议在大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会议休息时，美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的性教育专家主动和张银俊交流，对她的提议表示了极大的赞同。
张银俊最近正打算组织相关的专家和学者共同讨论起草《性教育促进法》的具体细节，并向有关部门汇报。但是，一部新的法律的起草和颁布过程并非易事，甚至可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记者出身的张银俊强调，自己看重的并非是“法律能否顺利通过”，而是“法律酝酿和讨论的过程”。“依靠媒体的力量来宣传我们的理念，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甚至发表不同的观点，这样也能对性健康教育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