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首先向本次论坛副主席乔治•阿亚拉及所有参与到本次“全球男男性行为与艾滋病疫情论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和祝贺。这是一次及时，重要并且顺利的会议。
正如罗伯特刚才介绍的那样，十五年前，也就是1993年末，我成为了一个新兴的NGO“世界艾滋病联盟”执行长官，尽管我是该组织第一任执行长官，但是建立这个组织并不是我的主意。组织建立的理念，缘于资助方想把更多的资源用在艾滋病工作中的社区层面。不久，选举委员会推荐了我，并将选举结果通报给了资助方。后来，一位英国发展协助机构的高层官员失望而难过地宣布：“我们的组织将要被一个同性恋所领导了。”
分享这段往事，是想在我发言之前，和大家回顾历史上曾发生的一些事。
我们都知道，是同性恋人群及变性人群在80年代初期最初提出了安全性行为的概念；是这个人群，以及我们的朋友们和关爱我们的人们，启动了家庭关爱项目以及安全套普及运动; 是这个人群提出诸多艾滋病理念。回顾社区在抗击艾滋病的历史会看到，整个行动不仅仅是在北半球，而是触及到了全世界。
那么发生了呢？在经过了男同性恋人群和变性人群作为先锋领导，并得到来自女同性恋社区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开展活动的漫长岁月之后，整个世界似乎是昨天才刚刚发现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存在艾滋病疫情似的，这是说不通的。
在我们谈论未来的时候，回顾历史是很有意义的。过去的历史中，我们面对了针对同志人群参与并现身于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阻力，这不仅仅只来自大卫•纳巴罗先生。我认为刚才提到的英国高层官员并不是极端的恐同者。我想，他以及他的支持者阵营对我在艾滋病联盟的工作的反对，是来自于他们所认为的以下重要因素：
• 他们也许错误地认为，在南半球，绝大多数艾滋病毒感染者是通过异性恋性接触传播网络感染的。
• 他们也许认为，（这是是对的），对艾滋病的歧视以及南半球国家领导人的不作为，是缘于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和恐惧，同时，艾滋病工作日程似乎是被北半球同性恋强加给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