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永远不上班吧！我还真舍不得自己热爱的大学讲台。但是单位还会接收我吗？我还有勇气到学校去吗？一连串串的问题困扰着我，郁结在心中越结越
大。不行！我必须找个人说说自己的隐私，让人替我分析分析。为此，我专程去了趟北京，在一家心理咨询公司住了一星期。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从北京回南京后，我的心理适应能力稍微增强了。其实爱情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所爱的对象，错在自己的单纯、幼稚和轻信。我要站起来，勇敢地面对现实。否则，我一辈子都会在心灵的自我折磨中痛耗一生。我不能这样！我要重返讲台！
我征得母亲同意，由我出面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爹妈、哥姐都出席了。我在亲人面前客观地剖析了自己，并谈了自己的打算，当然还有我的借钱的恳求。父亲走过来抚摸着我的头说：“我女儿真的长大了！”母亲马上纠正父亲的话：“应该说成熟了！”哥姐笑着起身告辞，答应一个小时后各把三千块钱送来。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我在脑子里把学校每位领导的习惯、嗜好等分别总结清楚，然后把六千块钱变成了送礼佳品，逐一送到了各位领导家中。我还做好了听“难听话”的准备。其实没有一个领导为难我，每位领导都肯定了我在工作中的出色成绩，只是都附带着加一句：“重新振作起来吧！”
我又可以上班了。我想关键不是我的礼物起作用，而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正趋于开放，大家都能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和处理事务了。
1995年9月，我重新执起了教鞭。我深知工作来之不易，更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我要用更加出色的工作来换取人们对我态度的改变。
我深知作为一个独身女人，尤其是象我这样有过“前科”的独身女人是很容易招人闲话的，我必须尽快再婚，才能平息曾经的风波，才能让多嘴多舌人不再传播无谓的闲言碎语。
1995年12月，一个大雪天气，我鼓足勇气敲开了婚姻介绍所的大门。
婚介所在册女性中，我年轻、漂亮、有气质，又没有生育，工作单位又好。在“离异”这个层次我的条件很突出。从此，我的课余时间都在“约会”中度过了。以至于看不惯的母亲说了句苛薄话：“你真是积习难改，见个男人就要。”其实不然，我只是想多给自己一些选择的余地，我要精挑细选一个能与我相伴终生的丈夫，而不是凑和着打发时日。
所以，我把这一年的寒假都用在了谈朋会友上。经过认真筛选，我把目光锁定在陈少军身上。陈少军离异，孩子判给了女方，现停薪留职，替他姐夫管理一家电脑公司。他人长得高大英俊，歌唱得特好。家里虽穷但其姐夫答应，只要他结婚就给他买套房子。
我拒绝了其他男士的约会，认真地跟陈少军谈着恋爱。在陈少军这里，我体会了被呵护被宠爱的感觉。在他面前，我可以飞扬跋扈；在他面前，我可以任意发脾气；在他面前，我又找回了自己要强的个性。陈少军对我的任何过激行动或苛刻言语，都宽容对待。他只是说：“我就是要娶个有个性的老婆。”
不知从谁那儿，曾让我伤心欲绝、尊严扫地的武泳涛打听到了我要结婚的消息，在我结婚前夕专程来找我，流着泪问我：“红儿，我已经离婚。辞职后我一直在努力挣钱，希望有朝一日能拥有你，并给你幸福。我不敢自夸我手中的区区30万，但是我真诚地想求你原谅，给我一次朝夕陪伴你的机会……”
